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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小说: 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作者:阿来

赵尔丰又率兵南下去了瞻对,驱逐驻瞻对藏官藏军,将被噶厦政府占据几十年的瞻对地方收归四川。

瞻对,这个铁疙瘩就这样融化了。

¥¥¥终于要革新了

清王朝最后几年的时光里,还有几位地方大员在其将近油尽灯枯时,想在藏

区有所作为,而且,其中两位还都与瞻对地方发生了关联,所以值得细说一番。一位叫作凤全。先说说凤全没有出台前,清廷这时也逐渐意识到,靠沿袭清代开国之初依靠

地方豪酋和扶持宗教势力,而对社会形态不予任何改变的老方式,要维持川康藏区社会稳定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整个藏区,由清朝着意扶持的宗教势力尾大不掉,越来越难以节制。在川属土司地界,特别是与瞻对相邻的各土司地面,相对土司力量的衰微,宗教势力,特别是格鲁派寺院的力量却空前增长。一些地方,寺院凭借其实力和西藏宗教集团的特殊联系,其实力与影响已远超于土司的世俗权力之上。清廷官员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改变藏区这种局面,唯一的途径还是施行新政,发展工商,改造社会。而在川边藏区,无论是土司还是寺院集团根本没有自我进行社会改造的任何愿望。内部没有自新的意识,只好由外部力量主张社会改良,以图挽救藏区社会的危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有人向清廷献策:改变川藏危局的办法,是在川属

土司地面“因垦为屯,因商开矿”。朝廷随即降旨四川总督锡良,要他“察看情形,妥筹具奏”。不久,锡良上奏说:“川藏急务非屯垦商矿所能解其危迫。”意思是说,无论

西藏,还是川属土司地面上很多火烧眉毛的事,并不是长时间才能见效的垦殖土地开发矿山这样的举措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地方大员对这种不能立竿见影,施行起来又有百般困难的事情没有积极性。锡良在清末新政中还算是个颇有作为的人物,在四川总督任上,他在汉区积极兴办现代学堂,选派青年学子留学国外,颇有政声,然而面对川属土司地面的乱局,却也缺乏信心。

不久,一个积极的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凤全。

1904年,凤全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几个月前,朝廷面对英国在西藏方面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西藏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有效节制的情形,预见到或许还会有迫不得已对西藏用兵的一天,便下旨将本来和驻藏大臣一起驻在拉萨的帮办大臣移往川藏间的察木多,以便于在川藏之间“居中策应”。

当年八月底,凤全前往察木多赴任,到达打箭炉时,又接到清廷的谕旨。大意是说,我大清朝据有藏地已经两百多年了。近来英军入侵西藏,意在胁迫我朝订立分疆裂土,强制通商的条约。形势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接下来西藏的局面如何已经很难预料。朝廷以为,此时稳定川藏的关键只有练兵兴武,才能稳固边疆,但这一切都需要有充足的财力。因此要凤全到任后对当地土地进行切实勘探,选择合适的地方屯垦畜牧,所招垦民亦兵亦农。并要他酌情招工开矿,以使军饷来源充足,并期望他“尽力筹划,不避艰难,竭力经营”。

那时,正是英军一路奏凯,进军拉萨的时候。清廷不知道英军真实意图何在,不得不做如果失去西藏而以川属土司地区为四川、云南等省屏障的打算。

凤全接到谕旨很受鼓舞,认为朝廷的决策正与自己的设想一致,下决心要在任上大干一场。

人还在赴任途中,凤全就开始组建一支新军。这支新军要配备新式武器,以现代训练方法操练。一来可以此力量制衡地方上土司与寺院势力,以便专心垦屯等事务;同时,一旦西藏有事,可以就近增援。

打箭炉同知刘廷恕在川属土司地界任职八年,对当地社会状况相当熟悉,建议凤全招募明正土司辖地内的藏民为兵,说他们土生土长,吃苦耐劳,又因靠近内地而比较开化。凤全当即下令明正土司选送两百名藏族青年,集中训练。十一月,凤全上奏:“行抵炉厅,酌量招募土勇,克期出关。”

得旨:“著即认真训练,务期得力。”

在打箭炉做了这些准备,凤全才离开打箭炉,往里塘、巴塘而去。此时,已是青藏高原上横断山区的严冬,一路随处可见冰霜寒林,满目荒凉。只有巴塘在一个小盆地中,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地势宽阔,还有很多未开垦的荒地。此前,四川总督锡良已命人在那里试垦荒地三百余亩。凤全到巴塘时,虽然地里的小麦已经收割,但蔬菜还一片翠绿。他驱马察看一番,发现仅此一处,可垦荒地即有五六千亩。于是上奏朝廷,说他正在巴塘筹备屯垦,如果这时到察木多,路远很难兼顾,请求先在巴塘留驻半年,“以期办事应手”。

清廷不同意:“著仍驻察木多妥筹办理。”

但他还是在巴塘留驻下来。经考察后,请四川总督锡良将驻扎打箭炉以西的清军两营中的老弱病羸者裁汰,将余下的精壮士兵合为一营,加上他招募的新军,共计一千人,分驻炉霍、巴塘、里塘和察木多四处地方,七分力量用于防务,三分力量用于垦殖,并下达当年开垦荒地一千亩的任务。在他计划中,这样逐年增加垦地数量,几年之后的收入,便可支应这支军队的粮饷。

布置完垦务和新军训练,凤全又前往里塘考察。里塘是高原上的高原,川藏大道常被“夹坝”梗阻的地方。当年,朝廷设置的正副土司二员,此时早已衰弱不堪重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地寺院势力日渐强盛。

那时的里塘全境,总人口才6500余户,寺院喇嘛数却达到了3800之多。当年里塘缴纳给政府粮税折银不过450两。同时,境内百姓却要供给寺院衣单银600两、粮1750石、牛470头、酥油近千斤。平时各种无偿劳役差使还不计算在内。在里塘这种气候严寒,生产方式极其原始的游牧之地,这样的经济与劳役负担真使当地百姓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寺院势力膨胀后,还干预地方政治,挟制土司,进而包庇纵容“夹坝”,使一度安静的川藏大道抢案频发。往来商旅,想安全通过里塘地面,要向寺院上供,寻求保护。官兵追捕“夹坝”,半数都逃往寺院中躲藏。凤全到任前一年,甚至发展到当地寺院聚众闹事,要挟撤去驻守各驿站的官兵,“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带兵剿办,将为首滋事之堪布歼除,其势稍敛”。

“其势稍敛”,也是奏文中的说法,其后不久,这条路上又出事了:“近又有法司铎蒲德元被劫之案,幸未伤人。”

这回“夹坝”的对象是外国人,在清代就更是了不得的大事了。

早在咸丰年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就在打箭炉修建天主教堂一座,继而又深入巴塘,以及与巴塘相邻的云南维西一带活动。同治年间,即已在巴塘地区建成两座天主教堂,继而又在与巴塘相邻云南藏区的维西、茨中、盐井等地建起天主教堂。所以,巴塘、里塘一带川藏大道上常有法国传教士过往。

凤全在奏折中说,“该处黄土岗、干海子一带,为夹坝出没之区”。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的瞻对故事就是从这一带地方的海子塘开始的。一队换防的官兵在此被“夹坝”抢劫,引起清廷在乾隆年间第二次征剿瞻对的战事。时在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之后,时间已然流逝了一百多年,但社会状况似乎还停留在原点。时间白白流逝,老套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中不断循环。话到此时,当事各方孰对孰错,是是非非,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充满悲剧感的,是历史的停滞。有宇宙之时,就有了时间。有时间就有了地球的历史,有了人类的历史。时间的意义不在于流逝,时间的意义是其流逝之时,社会的演进与进化。但在我们这个故事中,几乎充满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戏剧要素,但单单缺少一个主题词:进化。

也许,当初康熙乾隆们的设想,就是让这个世界永远处于社会进化的历程之外,永远是落后与荒蛮的状况,以便于王朝的统治。乾隆在阐述其对藏政策的《喇嘛说》一文中说,这种政策的核心叫“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却没有想到,与世界大势不相协调的落后封闭局面,也自有一种破坏性,堕而向下的力量。

凤全上奏:“拟请申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期,暂停剃度。嗣后限以披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岁以内喇嘛,饬令家属领回还俗。奴才一面严谕土司堪布,将大寺喇嘛令其各归部落,别建小寺散住梵修,以分其势,请一并饬下理藩院核议施行。如此办法,二十年后喇嘛日少,百姓日增,何至比户流离,缁徒坐食,有土有人之效,可立睹也。”

对凤全此奏,京城里的皇上皇太后没有表示态度,依然不慌不忙,只让“该衙门议奏”。也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相关部委,要他们拿出意见。

¥¥¥皇庙也造反

凤全在打箭炉停留时,听说附近惠远寺旁泰宁地方河流中富有沙金,雍正初年抚边大将军年羹尧出兵驱逐入侵西藏的准噶尔人,途经泰宁时就曾在那里招夫开采,所得颇丰,便与打箭炉同知刘廷恕会商“招工开厂”,采淘黄金。同时,四川总督也催令打箭炉开办金矿。凤全到巴塘开始垦殖时,打箭炉厅派员到泰宁踏勘金矿。此举招致惠远寺堪布不满,便以开矿破坏风水为名煽动当地民众阻止。

都司卢鸣扬前往开导,被击毙。骚乱进一扩大,乱民烧毁民房三百余间。清廷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军进剿。

这座惠远寺本是清朝雍正年间所建的皇家寺院,这时却率民反对朝廷新政。

雍正年间,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藏区秩序十分混乱。雍正七年,为保障从里塘地方选出的七世达赖喇嘛的安全,清政府专门拨出库银,建成该寺。寺院占地五百亩,修建僧舍一千余间。寺庙建成后,雍正皇帝钦定寺名,亲书匾额曰“惠远寺”,并迎请七世****来该寺暂时居住。七世达赖喇嘛驻锡该寺达七年之久(1728—1735)。西藏安定后,雍正皇帝才特派其御弟,时任理藩院主事的果亲王,和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将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到拉萨。行前,七世达赖喇嘛要求惠远寺由他继续管理,得到朝廷允准。七世****遂留下堪布一名,喇嘛七十多人礼佛诵经。清廷又从明正土司辖下划百姓数十户为寺院差民。此外,清政府每年支付白银七百七拾两,作为该寺的香火钱。以后历任惠远寺堪布都由西藏方面委派。

我们的瞻对故事,也与该寺发生过关联。乾隆年间,清代第二次用兵瞻对,战败的瞻对土司班滚潜逃多年后,就出现在这个寺院。并由该寺堪布代为向清廷表示悔罪,乞罪免死,得到允准。

五年前,我从德格到康定,因公路翻修,阻于道孚县境的八美镇。我得暇前往几公里外的惠远寺。那一天,风和日丽,草地青碧,寺院安静无声,大殿后方的蓝空中停着白云团团。我在寺门前读碑,是雍正年间该寺落成时的御赐碑文。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碑上字迹已经模糊漫漶。然后,又驱车到对面小山冈上,在一片白桦林中享受阴凉。小山前,一片沃野平畴,麦子正在熟黄。麦地中央是一个宁静村庄,十一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眼前这个村庄。可惜这位达赖喇嘛活到十八岁,刚到亲政年纪就神秘暴亡。历史没有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想,假如这位出生于皇寺所辖村庄中的达赖喇嘛得以亲政,会如何行事,影响所及,西藏乃至川属土司地界,又会有怎样的情形。

清廷以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始,其势力得以深入西藏以致藏区全境,接下来,维持对藏区的统治,也以扶持格鲁派为主要手段,开始阶段自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两百余年,世界大势与社会状况都发生巨大变化时,后继者毫无觉察,只知陈袭旧规,却因教派势力的雄强而渐渐失去对藏区的有效控制。惠远寺此案,就是一个例子。寺院反对采矿,自有其行事与情感逻辑。但对清廷来说,自家修建的寺庙,使着自家每年颁给的香火钱,而倡民作乱,反对自家开矿,当然是清廷治藏政策失当的一个小小的,但却是十分清晰的佐证。

而驻藏区清军,纪律松弛,鱼肉乡里,骚扰百姓已非一日,进剿泰宁,战胜后也在惠远寺大肆抢掠。所以,乱平后清廷一面下旨赏助战有功的明正土司以总兵头衔,一面将“纵兵抢掠之靖边营管带已革知县穆秉文发新疆充当苦差”。

泰宁金矿乱平后,又查得这事不但关涉惠远寺堪布,还有驻瞻对藏官在背后唆使,这不得不引起清廷的警惕。噶厦政府控制瞻对一地,但其影响所及却远远大于瞻对。此时清廷担心英军入侵后,失去西藏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瞻对。更有理由担心,到了那时,瞻对于四周的土司地面,怕是会有更大更坏的影响。于是,为稳固川边,下旨四川总督锡良、驻藏大臣有泰和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三位地方大员:“西藏地方危急,请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对收回内属。”

凤全行动迅速,当即派员前往瞻对考察民情,了解当地头人、百姓和藏官对于改土归流的态度。调查结论是当地头人和百姓都情愿回归川属,藏官则表示去留只听从噶厦政府命令。也就是说,没有噶厦政府的命令,他们绝不会撤离瞻对,而噶厦政府是绝对不会下此命令的。想当年清兵征瞻对,藏军大败,清军完胜,噶厦政府都从清廷手中收回了瞻对,重新派官统治。现在清廷危机四现,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噶厦政府岂会甘心将此地拱手送还?

见此情形,凤全便敦请四川总督锡良,希望他派兵强行收回瞻对。锡良却不并急着动兵,只是告诉凤全,正在筹集二十万两银子,准备偿付藏军当年出兵收复瞻对的军费。

凤全又致书驻藏大臣有泰,请他在拉萨就近多做工作,说服噶厦政府放弃瞻对。

殊不知有泰此时在拉萨正焦头烂额,面对英国军队入侵,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等种种复杂局面无所措手,哪里还有心管瞻对的事情。所以,有泰回复凤全说,他赞同垦荒练兵,以此威慑西藏,却不赞成收回瞻对,“以大局而论,示以天威则可,失此大信则万万不能”。

凤全并不因为驻藏大臣有泰是正职,而自己只是帮办而屈从听命,致信有泰时针锋相对,说收回瞻对不存在失不失信的问题,因为瞻对划归西藏,原是为偿还兵费,藏官“岁收瞻民赋税九千余两,迄今三十余年”,早超过应收军费了。所以,“瞻对应收不应收,惟问贵大臣。西藏自主之权能终保不能终保?若能终保,则瞻对之收回可缓议也”。也就是说,他和朝廷此时力主收回瞻对,是因英兵已抵西藏,“一经立约,枝节横生,再议收回瞻对,噬脐之悔无及也。瞻对四旁皆川边土司,赏还****,譬如幅帛抽心,不成片断,一旦有事,不惟门户不清,亦且防守无据”。

结论自然是:“藏亡而瞻对亦亡。”

泰宁金矿事件后,四川总督锡良上奏,说到金矿事件的原因,将此事件看成与朝廷欲在瞻对改土归流有关:“瞻对改土归流,泰宁寺(即惠远寺)喇嘛煽乱,枪毙弁兵。”

朝廷下旨却奇怪,不让四川总督办理,而是“著凤全就近剿办”。对凤全来说,手里的新军还没有练成,朝廷又不派兵,如何就近剿办。

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是他去剿办别人,而是他的改革必然触动到旧制度的命门,人家要起而反抗,来办他了。

¥¥¥巴塘死了凤大人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四川总督观望不前,驻藏大臣有泰明确反对,凤全计划中的新军还远在康定编练,他身边只有一支百余人的卫队,自是孤掌难鸣。瞻对改土归流,事情没有真正着手,他就把动静闹得很大,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

吴光耀《西藏改流本末纪》中说:“当是时,收瞻对改流议传遍草地,夷人咸愤怒,凤全不知变计。”

吴光耀清末时也在四川为官,曾任职于四川总督衙门,和凤全是同时代人。所著《西藏改流本末纪》,虽然态度趋于保守,但所记事实应该还是可信的。他说凤全“强抗开爽,能吏也。苦不学,好谑侮人”。意思是说,凤全性格强悍爽快,是个能干事的人。但学问和修养差,不尊重人。不尊重人这个缺点,到了藏区,加上他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就更加膨胀。吴光耀记他“在巴塘亦以旱烟杆热窝击土司头,曰:‘此头在尔身能几时?’土司或受朝廷一品封红顶花翎,夷人之小君长也。大臣向务柔远人,恒以均礼。凤全独廷辱之,于是夷人益怨愤”。

“明年正月春,夷人流言愈狂悖。”他要垦地开矿,当地就传言,“夷人服事大皇帝数百年,大皇帝故爱厚夷人,何来钦差夺我矿地,夺我垦地?”他在巴塘操演新军,当地又传言,“大皇帝兵何来洋装,是洋钦差,非大皇帝

钦差”。

并公开扬言:“夷人当为大皇帝杀此人。”

巴塘丁林寺更提出,要他收回每寺只给三百名喇嘛名额等限制寺院的命令。

凤全自然不会听从。

于是,从1905年,巴塘乱发。三月,“丁林寺始抢垦场兵”,“杀法教士”。

丁林寺,是格鲁派在巴塘的最大寺院,时有僧人一千五百余人。

“四月二日,烧载石洞垦场,遂烧教堂。凤全居粮台……夷人三千余围攻粮台,枪石如雨,彻夜不绝。知县秦宗藩知事已不救,独出粮台开导,死之。参将吴以忠领炮队亦死之,卫队伤亡二十余。夷人伤亡百余。”

凤全退居正土司官寨,“使告夷人解散赦罪”。

凤全更不知道,巴塘正土司罗进宝和副土司,也怕他在巴塘的种种举措危及自身利益,见此情形,只是一味劝他离开巴塘。这时凤全身边只有一百多名兵丁,事变发生之前,他见巴塘局面一天坏过一天,就多次向四川总督和打箭炉催请调兵,但直到乱发,局面不可收拾,也未见一兵一卒前来增援。凤全见状,不得已只好答应离开巴塘。

四月五日,凤全一行动身离开。行至距巴塘五里处一个叫鹦哥嘴的地方,便中了早已设下的埋伏。“伏发,夷人隆本郎吉枪凤全中脑后,喇嘛阿泽就而戕之。取其顶珠翎管。巡检陈式钰、县丞王宜麟、赵潼、千总李胜贵卫队五十余人同时被戕”。

之后,又上演一番官场故事。

巴塘案发,清军近在打箭炉等地,凤全也曾请求援兵,但打箭炉同知刘廷恕因何按兵不动?这一件公案当时就莫衷一是,至今也各有说法。还有一则公案,凤全到巴塘,无以为居,便驻进粮台。当地粮员吴锡珍让出住房后,另择民房居住。所以事发之时,这位吴粮员匿身于寄住的藏民家中,没有陷入包围。这也是情理中事,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事变之后,死去的凤全从生前颇有争议的人物摇身变为一个死于国事的英雄,吴锡珍作为巴塘乱后少数的幸存者,需要出来说明自己在事变中的表现。

大部分记巴塘事变的书都说,凤全临离巴塘前,吴锡珍推窗望见凤全正要离开土司官寨,便不顾房主劝阻,冲出房屋,拦住凤全的轿子痛哭劝阻,但凤全不听。于是吴锡珍要求随行护送,凤全见他衣冠不整,命他回去穿戴整齐,戴上官帽再来。等他收拾妥当后,凤全一行已经去远,而他又被用作乘骑的骡子踢伤,以致不能前往追赶。

这个故事中,凤全要粮员正了衣冠再一同上路一节,在一个英雄故事中正是一个动人的细节。所以,很少有人质疑,而是作为一个传奇故事中的生动细节一再被人重复提起。

但作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吴光耀在《西藏改流本末纪》对此却有质疑。他说,“吴粮员实无土司官寨挽留之事”。根据是“予在营务处,见吴粮员报凤全死事,前后两禀歧异,皆极力摹写急迫不及救护之状”。

初禀曰:“跣一足,提一袜,造钦差之所居挽留,钦差令且著袜。”

后禀易为:“钦差所居,夷人攻毁,痛哭不得往见,派人为钦差请安。”并明言“前数日已为夷人隔绝,汉官不得往来相见。是时夷人巴塘劫杀,横暴市间,睚眦之怨不能免”。这是说,变乱一起,乱民横行,不但劫杀汉官,就是平常民间积累的仇怨,也在这时趁乱报复。这样的情形,吴粮台孤身一人,怎么可能跑到被乱民包围的钦差跟前?

吴光耀说:“吴粮员习气油滑见于文牍,非赴难之人也。”

中国社会,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干一番大事,往往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反而时时被吹毛求疵。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极欢迎别人成为烈士,一旦成为烈士,又唯恐其人格不完美,愿意随时替这个传奇增添动人的细节。

于是,吴粮员送钦差的故事又有了完美版,从凤全要求吴粮员穿袜子变成要求他正衣冠。往事已矣,巴塘事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哪个故事最接近真实的情形呢?我已无力判断。但吴光耀所批评的现象,在今天却是愈演愈烈了:“近世公牍,上下相欺如此,未尝有长官诘责之者。”

不仅如此,染有凤全那种只求事功,藐视民众,藐视少数民族作风的,在各级政府官员,恐怕也不是官样文章中“少数人”一词可以指代的。

凤全死难,其在巴塘藏区尝试实施清末新政的举措彻底失败,朝廷收回瞻对的想法也随之流产。

清廷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联豫不再驻巴塘或察木多,仍到拉萨就任,这意味着朝廷已放弃了由驻藏帮办大臣在康巴一带垦殖练兵的打算。

此次巴塘事变中,乱民趁势烧毁天主教堂,杀死法国传教士牧守仁和苏列,此外打死打伤教民多人,并挖了此前死在巴塘的两位司铎的墓,弃遗骨于野外。在此前的1900年,当地人也杀过天主教堂的传教士,当地有史料说,“将法国神父捆在河西村木桩上,胸画黑圈,活靶射死”。有史料说,这是“巴塘人民在义和团反帝运动影响下,闻风而起”,这我就存疑了。

与此疑问相比,我想知道的是,此时逃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是否知道了巴塘事变的情况,他又作何反应。但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只说:“四月中,三次会见钦差大臣和库伦办事钦差大臣,交谈有关西藏苦乐安危等事,增进相互间友谊。”不知道“有关西藏苦乐安危事”是哪些事。这时中英间正在就西藏问题展开艰苦谈判,他自然会关心谈判的结果,这算是“安危事”。再者,在他逃亡路上,经驻藏大臣有泰上奏,清廷已革去了他达赖喇嘛的名号。这应是他的“苦乐事”之一,但他一直说,这是驻藏大臣的阴谋,不是朝廷的真实旨意。所以,他与皇上和皇太后派来的钦差大臣见面,对此事也定会谈及。而巴塘事变,与清政府正面冲突的主要力量是奉他为最高领袖的格鲁派寺院,对他,对西藏地方来说,就既是“安危”事,也是“苦乐”事。但年谱中既然未着一字,我也就不能妄加推测了。

凡操心“苦危安乐事”的人,心情都不会轻松。在外蒙,达赖喇嘛还遇到了更不愉快的事情。外蒙古的格鲁派最大活佛哲布丹增巴,见宗教地位高于自己的达赖喇嘛久居不走,便一改当初热情欢迎的态度,时时显得倨傲无礼,这就让和自己同一教派的最高领袖感到不愉快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明确记载:“哲布丹增巴日渐不愉,逐步产生厌离之感,捣毁了达赖喇嘛法座,当着达赖喇嘛的面吸烟,做了各种有失体统的事情。”几个月后,达赖喇嘛就离开库伦,转往他处。

这也说明,即便是一个教派的最高领袖,身处同一教派中,实力不济时,其权威也会下降,甚至受到挑战。

如果说这时清政府已经衰弱不堪,但这个庞大帝国相对长期积弱的噶厦政府,还是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所以,达赖喇嘛此时更为关注的还是清廷在藏区的种种举措。

瞻对,也是他关心的事务之一。

1906年,他在途中收到噶厦政府送来的“就条约本事的报告”,同时收到的还有“瞻对总管禀报的汉藏文信函”。****作出的指示是:“瞻对总管禀报之事,应根据时局变化,无遗漏地掌握基本事实,争取毫无过激,毫不推迟地逐步解决为要。”年谱文字没有涉及瞻对总管具体上报了什么内容,但****在瞻对问题上的态度却十分清楚,一面要求“毫无过激”,同时又要求“毫不推迟地逐步解决”。

应该说,即便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川属藏区包括瞻对局面如何变化,主动权还是在清廷的手里。土司制度,成形于清朝,但在元明两朝已经发端。许多土司家族在被清朝册封前,作为地方豪强已在当地称雄多年,中央王朝死守陈规时,大体上可以彼此相安。但清末新政也影响到川属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呼声高涨。于是,变与不变,自然就形成难以调和的冲突。

放到历史大势中考察,巴塘事变不像过去的瞻对之乱,可视为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时势到达历史关口时的一种必然。

对于反对变化的一方,这是一次拼死反抗。而事变的发生,对于急欲图变强国的清廷来说,这种反抗正为变革治藏方略提供了更充足的理由和更大动力,刺激清廷下决心加大变革的步伐。以和平方式求变招致失败,就只剩下武力的手段。有清一代,几乎从无在藏区内部培植进步力量的任何举措——甚至意愿,其所求者只是这片疆域的臣服与平安。一旦有事,无非就是剿抚两手。剿,花钱。抚,也花钱,所谓花钱保平安。今天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时中国疆域如何广大,但在所开拓的疆土上,不促进社会进步,没有新思想的萌生与发展,不在这些疆土上培养起码的国家认同,朝廷拿不出银子维稳时,这些广大疆域,往往便只剩下得而复失一条道路了。中国历朝历代,边界版图或大或小的变化,都和边疆民族的认同和背反息息相关。以藏区而论,今天中国领有的藏文化区疆域,较之康乾朝时,其实也已经缩小不少了。

¥¥¥赵尔丰来了

四月五日,凤全死难。四月二十二日,清廷下旨“委明干晓事大员,添派得力营伍,飞驰前进,查察情形,会同马维骐分别剿办”。和过去的迟缓迁延相比,反应真是够迅速了。

马维骐,云南人,参加过 1883年的中法战争,多有战功。时任四川提督。得令后,马率新军五营出打箭炉,于六月中旬就进到巴塘。

同马维骐进剿的“明干晓事大员”就是建昌道赵尔丰。

此次巴塘战事,时任成都将军的绰哈布奏报平定巴塘的奏文描述甚详:

“维时巴塘喇嘛土司等誓众祭旗,出而抵御,节节关隘,扼险设伏,圮桥掘堑,拒我师徒。马维骐以为歼寇必贵神速也,亟于六月十一二三日亲率五营,次第开拔,分道前进。十八日师次二郎湾,其山后头殿喇嘛寺地势高峻,已有悍匪啸聚,竟图横袭我军,马维骐先派中营黄启文、马德昌带队往攻,炮石雨下,我军张病奎等受伤。次日,马维骐亲往应援搏战,军士攀木猱升而上,毙匪数十名,阵斩首要喀殊达哇、恻忍、吉村三名,而照珠等二名亦属魁酋,并为枪毙,余匪始各逃散,夺获枪械,并有开垦官物在内。是日,后营马汝贤,甫至三坝关,诸营会围兜击,勇气百倍,酣战两时之久,阵斩逆目日根彭错、喇嘛因句夹伙等四名,遂夺其关。二十日,副中营马德,又在喇嘛寺突遇贼队三百骑劫取官粮,该营夺其精锐以败之,于是群匪皆退据大所关,并力扼守。关本石壁峭峙,盛夏犹积冰雪,尚恐仰攻不易,密遣马德暨帮带江定邦、马荣魁等,绕道六十里,以拊其背。马荣魁于二十三日丑刻,途遇匪粮,夺获糌粑八驮。是日午刻,诸营前后夹击,匪等拥众扑犯,把总陈天恩等,连发巨炮,冲分中道,因各突驰而上,克取雄关,要逆喇嘛工布汪阿那等俱被歼。是役也,毙匪数百名,我军亦有伤亡。由此迭破要隘,直捣奔察木。二十四日,各营克复巴塘。喇嘛本踞丁林寺为巢穴,及是势不能支,举火自燔,率众渡河,拆桥而遁,我军追逐江干,枪毙淹毙者百余名。”

二十六日,马维骐抵达巴塘。这时,建昌道赵尔丰还未到前线。

马维骐当即着手调查巴塘事变的前因后果:“诘究倡乱本末,安抚被难商民,解散胁从,分别良莠,立将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守扎保,一并从严拘禁。查知戕害凤全之喇嘛阿泽、番匪隆本郎吉,并寺中堪布坝哥未格,以及稔恶最著之阿江及格桑洛米、阿松格斗等,犹多窜逸。且肇乱之由,原因沟内七村之番烧毁垦场而起,该番现犹散伏象山一带,若不痛加惩创,将虞灰尽复燃,马维骐分派营员,带队四出,期于剪巨憝而清余孽,七月初三至初十等日,马汝贤搜匪于阿奶西,生擒格桑洛米、罗戎却本二名,惟林箐深密,马汝贤搜匪遇伏,受伤甚重,裹创以还。而张鸿声则于三岔路擒获阿江,李克昌则于象山擒泽昌汪学,马德则于河西吗呢热山生擒阿泽,与汪定邦、贾廷贵等,均多斩获。各营搜剿殆遍,日有俘获,共拿缴九子枪七十余杆,并在阿江身旁搜获凤全顶珠翎管。泽昌汪学身旁,亦有殉难各员衣具。又在土司处,搜获教堂银物,两司铎尸骸,均经寻获,辨视无误。主教倪德隆单开最要之匪玠休硬不,及往盐井调兵打毁教堂之喇嘛格桑吉村,先后弋致。共有擒到各匪孰为凶逆,悉经当时目击之粮员吴锡珍等指认的确,缉获隆本郎吉,供认枪中凤全脑后不讳,而阿松格斗等亦就获。”

说到巴塘事变,奏文中说:“伏查凤全遵旨筹办边务,虽欲振兴屯垦,亦未尝以峻急行之,只因拟请限制寺僧人数一疏,喇嘛闻之中怀怨怼,飞诬构谤,蛊惑愚顽。正副土司初不过潜预逆谋,继则公然助恶,屡投印文于奴才等署,竟称凤全操练洋操,袒护洋人,应即加之诛谬,若川省派兵压境,惟有纠合台众,联聚边番以死抗拒等语,狂悖实为至极。”

马维骐将巴塘正副土司及丁林寺参乱喇嘛等人在巴塘处决后,“酌留所部,凯旋回省”,“善后诸务暨应归剿捕匪犯,即饬赵尔丰统兵留驻,详加审度,妥筹办理”。

再用文字记录这个过程,已经很老套了。清军几次进兵瞻对不就是这样吗?不就是得胜以后,再册封一个愿意听命于朝廷的地方豪强为土司,事情就结束了吗?不就是等待下次什么地方再有同类事情发生,再把同样的故事重复一遍吗?

不,历史是严峻的。

历史的教训是严峻的,历史提供的选择也是严峻的。

历史让你必须做出选择。

清廷错过了许多选择机会,但终于做出了新的选择。噶厦政府与川属土司们则放弃了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在世界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依然拒绝选择。土司们、喇嘛们还在人性消极的惯性中继续下坠着,而不自知。

马维骐镇伏了巴塘,得胜回省。

留下赵尔丰善后经营。

赵尔丰上任时,就已胸怀“治边六策”,其内容为:

一、设官,就是改土归流;

二、练兵;

三、屯垦;

四、通商,就是开发当地资源,促进商业流通;

五、建学,兴办新式学校,开启民智,培养建设人才;

六、开矿。

兴边六策中,所有事情,都需要以第一条为基础。要无意改变现状的土司们腾出地面来,做他施行藏区新政的舞台。不只是土司,还有势力更为强劲的寺院。

巴塘事变发生时,周围各土司寺院也骚动不宁。“云南维西厅属番夷勾结叛乱,焚教堂,戕教士,围困官军”。居于打箭炉到巴塘要道上的里塘土司也拒绝为进剿巴塘的马维骐运送军粮,供应柴草。而雍正年间岳钟琪请设里塘土司正是为了保障川藏大道运输流畅。

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载:“赵尔丰诛里塘抗差头人,拘其土司……遂清查户口粮赋,准备改流。里塘正土司四朗占兑,杀看守兵,逃至稻城贡噶岭,啸聚土民作乱。乡城乱民皆应之。中乡城桑披寺僧普中扎哇者,怙恶不法,曾叛里塘土司,诱杀守备李朝富。川督鹿传霖派兵往讨,游击施文明被生擒,剥皮实草,供岁时逐祟刺击。赵定巴塘,使人招之,回书侮慢。十一月,赵派兵攻乡,并剿稻城。稻城平,而乡师无功。三十二年(1906)正月,赵亲攻桑披寺,至闰四月,破之。”

史料之中,说赵尔丰雄才大略,建立勋业者多,同时也说他手段残暴,嗜杀过度。与赵同时代人吴光耀《西藏改流本末纪》对此就有记载:“赵尔丰报克服桑披寺,尽抄没所有,令屠降夷七千余。行刑百人,有坠泪者至于罢极。”就是说,他用百人的刽子手杀几千人,这些刽子手中,有人杀到后来杀不下去了,流着眼泪而放下屠刀。“富顺知县熊廷权时管粮台,为夷人请命不得,而出坐石上,见行刑如此”。

不只是对“降夷”残暴,对自己的士兵也相当酷虐。攻克桑披寺后,自然取得了相当多财物,他下令官兵上缴后,全部摆放一起,对官兵说,可以按自己的功劳大小,随意拿走与自己功劳相当的财物。“黠者知其性情不敢取,愚者遵令自取物。明日,尽斩自取物者官兵数十人”。

吴光耀说:“张俊生统师归,为予言暴骸骨遍野。”

桑披寺战后,赵尔丰即在原巴塘土司和里塘土司地面重新规划行政区域,请设巴安、定乡、理化三县,派出流官,管理民事。

民国年间,一位湖北的中学教员叫贺觉非,于日本侵占东北后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结业后被派往四川,1941至1944年,出任原里塘土司地面的理化县长,有《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一书传世。其中对清末至民国年间,川边地面的重大事件及民情风俗多有纪录。他在该书中说:“赵尔丰之治边也,先之以兵威……而遂其改流大计。”

“边地既定,赵即从事各种建设。”

贺觉非在理化县长任上,研读史志,遍访高僧老吏,修成该地第一部地方志《理化县志》。他编县志时,距赵尔丰主政川边不过三十多年,由他记叙赵尔丰事迹,应该是比较切实的。贺总结赵尔丰从事边地各种建设举措,也颇为精当。

“以言内政:则慎选官吏,改良礼俗,规定支给乌拉章程,颁发百家姓氏,延医购药。

“以言教育:则奏派吴嘉谟为学务局总办,于改流各地,遍设学校,并购印刷机至巴安(巴塘的新名字)印课本。

“以言交通:则修建关外台站,平治康川道路,敷设川藏电线,雇比利时工程师建河口钢桥。

“以言实业:则招募垦民,改良农业,踏勘矿藏,购置纺纱机、磨面机器等。”

这时的清廷,已把川属土司地面看成一个战略性的整体。随着这种新思维的出现,一个新词出现了:“川边”。这是一个地理名词,囊括了康巴地区所有川属土司地面。从清初开始的土司时代,清廷在这个地面上只求平安无事,所以“多封众建以分其势”,从此开始,却要将这些地方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经营开发了。

在此新思维下,一个新官职也随之出现:“川滇边务大臣”。为何设置川滇边务大臣,清廷说得明明白白:“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若于该两省边疆开办屯垦,广兴地利,选练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篱,实为今日不可缓之举。”

1906年,赵尔丰出任新设的川滇边务大臣。

清廷有旨:“四川建昌道赵尔丰著开缺,赏给侍郎衔,派充督办川滇边务大臣,居中擘画,将一切开垦防练事宜切实筹办。”

并拨银一百万两,作为开办之费。

新政,不只在川边

1906年,在印度进行了一年多的关于《拉萨条约》谈判没有结果,又改到北京举行,终于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其主要内容除减少了对英赔款数量,主要还是中国对西藏主权的重申:“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

同年,清廷任命曾在印度参与《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谈判的张荫棠从印度直接入藏,任驻藏帮办大臣。

张荫棠到西藏就任,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他十月到达拉萨,十一月十八日便上《为沥陈积弊,请旨革除惩办,以维边圉人心》一折,道出了驻藏官吏的腐败不堪,对藏人作威作福的情形。

“查驻藏大臣历任所带员弁,率皆被议降革之员,钻营开复,幸得委差,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蚀库款。”时人总结西藏以及朝廷派驻藏区官员的这种情形,叫“贤者不往,往者不贤”。朝廷认为自己对藏人施恩甚多,而彼方却离心离德,甚至有官员说这是“藏人畏威而不畏德”,其实,这种局面的造成,除了是由清朝国力衰微的大势所定外,这些贪官酷吏在藏区胡作非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因素。

不唯下层官吏如此,驻藏大臣往往就是贪腐之首。

噶厦政府在****或摄政王下,有四位噶伦管理全藏政务,每有缺额,都要由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上奏朝廷提名新人,这就给了驻藏大臣卖官鬻爵的机会。据张荫棠调查,一噶伦官职“陋规一万二千两”是半公开的行市,“额外犹需索不止”。其他官职也明码实价:“挑补代本、甲本各官,陋规二三千两至数百不等”。而这些费用藏官们并不自己出钱,“皆摊派于民间”。所以,张荫棠慨叹,“民之何辜,罹此荼毒!”

驻藏大臣如此作为,致使“一切政权得贿而自甘废弃”。

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驻藏大臣有泰的作为更是自毁长城。英军抵拉萨,有泰往见荣赫鹏,“自言无权节制商上,不肯支应夫马等情,以告无罪,媚外而乞怜,荣赫鹏笑颌之,载入蓝皮书,即以为中国在藏无主权确证,庸懦无能,误国已甚!”

更令人可气可笑的是,英军到了拉萨,有泰忙着“犒赏牛羊柴薪”,而且出手大方,用去银子一千五六百两。最后,张荫棠查出,有泰报销的这笔接待费用是四万两!

首官如此,下属可知。少支出多报销有之,向西藏官民索贿受贿者有之,侵吞驻藏清军兵饷者有之。当时,有泰信任驻藏大臣衙门的门丁刘文通,“以之署理前藏游击,领带两院卫队,又总办全藏营务,凭权纳贿,卖官鬻爵,其门如市,各台汛员弁,纷纷借端更调,下至挑补兵丁台粮,需索银四五百不等”。张荫棠奏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叫李福林的都司被撤职,向刘文通行贿五千两,不降反升,做了游击。

英军入侵,前线战事紧张时,“警报屡至,催赴敌前开议”,有泰不肯去前线处理危机。这时,刘文通便来给主子散心:“购进藏姬五六人,献媚固宠,白昼挈随员等赴柳林子召妓侑酒,跳唱纳凉,该大臣醉生梦死,一唯其所愚弄。”

清朝历代皇帝,对西藏以致整个藏区,恩威并用,但始终提倡的,还是两个关键词,曰“惠远”,曰“德化”。而派驻当地官员,行事糜烂骄横如此,都走向这两个词的反面去了。想要因此“以服远人”,自是痴心妄想。

我没有统计过有清一朝派驻西藏的大臣和帮办大臣的准确数字,但肯定已有好几十位,而对西藏日渐糜烂的吏治大力下手全面整治的似乎只有张荫棠一位。

他呈报了清朝驻藏官吏种种腐败情事后,上奏“可否请旨将刘文通、松涛、李梦弼、恩禧、江潮、余钊、范启荣七员先行革职,归案审办,分别监追,以警贪赎”。至于有泰,“系二品大员,应如何示惩之处,圣明自有权衡,非臣所敢擅拟”。

不只中央派出官员贪腐,这个问题也是噶厦政府的痼疾。

张荫棠也查出:“噶布伦彭错旺丹,贪赎顽梗,勒索百姓,赏差银两,任意苛派。浪仔辖番官阳买,贪酷素著,民怨沸腾,均请先行革职查办。”

对张荫棠的处置,清廷一概同意。本来清廷已下令有泰“来京当差”,此时下旨将有泰“先行革职,不准回京,停候查办”。

张荫棠此举,受到西藏各阶层的拥护与欢迎,对贪腐成风、怠惰成习的汉藏官场,也震动不小。张荫棠自己也说,“全藏极为震动,屏息以观我措施,以为臣系奉旨查办藏事人员,与寻常驻藏者不同”。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在藏人眼中,寻常驻藏官员都是大同小异。

对清朝驻藏官场稍有整顿后,张荫棠又提出新治藏政策大纲十余条,上报清政府外务部。

第一条,就是对达赖喇嘛优加封号,厚给岁俸后,另立俗官为藏王,专管地方政府事务,而以汉官监之。其要义是结束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

第二条,改革噶厦政府体制,重新设置官职,分理内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事务。也就是要将旧政府改变为一个现代政府。

第三条,添拨北洋新军驻藏。

第四条,以现代方式训练藏兵。

以下若干各条,兴学筑路,架设电线,教藏民在当地种茶等,都体现开化与强盛西藏的意图。清廷照准之外,并无具体支持措施。而噶厦政府首先就成为张荫棠治藏新政的改革对象,自然也是消极应对。英国人柏尔在其《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说:“此最高委员所行改革,不适合拉萨大多数官吏之脾胃……故初甚得人心,其后计划未有结果。”

更何况,他在西藏查办贪腐,触动的岂止是一个二品大员有泰,而是触动一张大网。正如时人所说:“朝中枢纽腐败,官员互为攀缘,结党营私,同蚀国本。”不是如此的话,有泰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做到二品大员?张在西藏大张旗鼓行事时,清政府已接到密奏,诬告他在拉萨“有令喇嘛还俗,改换洋装之事”,以及种种举措失当,“深恐激成事变”。

1907年五月,张荫棠奉清政府外务部电示,要他前往印度西姆拉与英国人会商英国在西藏江孜开办商埠的具体事宜。

有材料显示,上密奏使得张荫棠离藏者,是新任驻藏大臣联豫。但在挤走张荫棠后,这位出过洋的驻藏大臣还是努力推进张所设计的治藏新政。

他向清廷提出将原有驻各驿站的文武官员全部裁撤,仅留传递奏折、公文和管理驿站的吏卒,每年节约银十万两,以此为经费训练新军两营,“以练兵先行,以树声威”。同时,还奏请从广东、四川拨银各十万两,用以扩练新军。而朝廷批来的银子,比他要求的多了一倍有余。于是,他当即一面在外采买新式武器,一面开办陆军学堂,从驻藏清军中挑选二十余人,又从驻藏大臣直辖的藏北三十九族中调青年十名,再由噶厦政府调派藏人十名,加上廓尔喀人十名,同入陆军学堂学习,为将来的新式军队培养军官。

接着,他又在拉萨设立巡警局,训练了步巡警一百二十名,骑巡警二十四名。

联豫也与张荫棠一样,把兴办教育、开发民智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西藏开办两所初级小学堂,汉、藏人子弟一同授课,一律不收学费。学制六年,计划这些学生毕业后,送往四川继续深造。两年后,全藏办起了十六所初级小学。

联豫又筹办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派汉人学习藏文,藏人学习汉文,为西藏培养翻译人才。

如此一来,川边赵尔丰,西藏张荫棠、联豫励精图治,遥相呼应,使得藏地一改上千年的沉闷郁闭,局面焕然一新。但这种焕然一新的表象下,却又动荡不安。除新旧歧见之外,更关涉汉藏间族际关系,稍微操作不当,事情便因治而乱,走向其反面。

1909年1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率一众随从回到拉萨。驻藏大臣联豫亲自到郊外迎接。达赖喇嘛早已获悉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权力,限制寺院特权,以及张荫棠、联豫在西藏实施治藏新政的种种情状,心里自是相当不快。在归藏途中,更听说联豫为稳固治藏新政,上奏朝廷,请调川军入藏,心中更是极其不满。遇到亲自迎到郊外的清朝驻藏第一命官联豫,视若无人,不曾有一言一语,恼怒之下,连起码的表面礼节也不顾了。

联豫更将此视为奇耻大辱,气愤难平之际,便失去一个朝廷命官的应有风范,不顾全局,只想施以报复,找回驻藏大臣的颜面。当下就指控达赖喇嘛私购俄国军火,亲自带人到布达拉宫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继而又派人北上那曲,检查达赖喇嘛尚未运到拉萨的行李,也没有搜到所说军械。

达赖喇嘛也是睚眦必报,马上命令噶厦政府停止向驻藏大臣衙门供应柴草、粮食、人役和驮畜等。

如此一来,清廷驻藏的第一命官和噶厦政府首脑两人见面,不要说共商西藏改革大计,见面后连话都没有说过一句,便互相视为仇敌。西藏局面,因此渐渐失控。看此情形,清廷便委任赵尔丰为新任驻藏大臣,并派出两千多川军前往西藏。这支军队进军之初却不顺利,在察木多波密一带受阻,后赵尔丰亲率所编边军助战,击溃藏军和地方民兵,才又重新整顿队伍,前往拉萨。藏方不但反对川军进藏,更坚决反对在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而声名大振的赵尔丰任驻藏大臣。为此,西藏方面除了在藏东武力抗拒,同时上书清廷吁请阻止川军入藏。在给清政府的信中说:“我们受压迫的西藏人向你们呈上这封信,尽管表面上看来一切都好,但是内部却在大鱼吃小鱼……军队已开进了西藏,这正引起西藏人巨大的恐慌。我们已经派了一位信使到加尔各答去详细电告事情的细节。恳请召回最近到达康区的清朝官员和军队,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将会带来不幸。”

同时,西藏方面又致信英国人请求外交斡旋:“虽然大清与西藏亲如一家,但是清朝官员赵尔丰和驻藏大臣联豫却在策划共同对付我们的阴谋,他们没有把我们表示抗议原件副本呈送给大清皇帝,而且他们还加以篡改,俾使其罪恶目的得逞。他们正在派军进藏,企图消灭我们信仰的宗教。恳请你们电告清朝皇帝,要求他阻止现在正在进入西藏的军队。我们对目前的局势非常担心,请求列强们进行干涉,敦促清朝军队撤出西藏。”

清廷接受了西藏方面的一半请求,解除了对赵尔丰的新任命,令其继续留在川边经营,军队则继续向西藏前进。同时,清廷对英国方面说明,派川军入藏,是为了强制****服从条约,保护新开商埠,维持治安。

1910年2月,这支川军进抵拉萨。

这时,距****结束逃亡返回拉萨不过两个月时间。见英国人斡旋无效,川军长驱直入,达赖喇嘛才肯与驻藏大臣衙门洽谈。但直到此时,达赖喇嘛仍然不愿与联豫相见,便邀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相见。答允不再以武力阻止进藏川军,恢复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一切物资供应。温则许诺:川军抵达后,不骚扰地方,改革藏政诸事和平办理,不侵犯达赖喇嘛教权,不危害喇嘛。不过,允诺归允诺,入藏川军军纪松弛,刚刚抵达拉萨,即在一个叫琉璃桥的地方枪杀喇嘛,进而在经过布达拉宫时胡乱射击。达赖喇嘛惊惧不安,趁夜再次出逃。只是出逃方向与前次不同,他一路向南,逃往英国殖民地印度去了。

¥¥¥川边改土归流

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尚称顺利。康南地方巴塘、里塘改土归流初具成效。而康北的德格和霍尔五土司及明正土司等,还未着手进行。此时,德格土司家族内部不和,正好给赵尔丰一个插手的机会。前面讲过,鹿传霖任四川总督,派军进击瞻对藏军得胜后,曾派委员张继处理过德格土司家族内部争夺土司权力而起的纠纷。当时,鹿传霖有意在瞻对和德格实行改土归流,便借机将老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夫妇和两个儿子先解往打箭炉,再后又解往成都软禁。鹿传霖改土归流未成,德格土司一家被释放回本土。官方正史中对此事语焉不详,但地方史料对此过程则有详细描述。

鹿传霖去职后,四川方面裁定,由切麦打比多吉的长子多吉僧格随老土司“襄理政事,如能称职,则准承袭”。不意切麦打比多吉夫妇在归途中相继病逝。经驻藏大臣文海审定,又经成都将军恭寿允准,由多吉僧格代理土司职务,并颁给印信一枚。

多吉僧格性情柔弱,继承土司职后,大权落在了负责协理土司日常事务的大头人手中。

他的同胞兄弟昂翁降白仁青则个性强悍。当年,在其母亲和驻瞻对藏官的支持下,曾经实际控制过土司大权。其父不甘心大权旁落,清军平瞻得胜后才有赴瞻对告状之举。有此前因,昂翁降白仁青对其兄承袭土司职位本就不满,见其大权旁落,便用武力迫其兄退位。川省派章谷屯委员前往调解无果,多吉僧格被迫交出土司印信,逃往西藏出家为僧。时在 1903年。昂翁降白仁青上任后,为摆脱忠于多吉僧格的大头人的控制,另辟官寨居住行使土司权力。1906年正式呈请清廷,准许其正式承袭土司职位。驻瞻对藏官也派出武装进驻德格,支持昂翁降白仁青。

此举激起原多吉僧格手下任事头人的激烈反对。他们派人从西藏迎回多吉僧格,同时组织武装进攻昂翁降白仁青官寨。杀死和驱逐了部分支持昂翁降白仁青的头人,多吉僧格重新执政,并将其弟囚禁。后来,昂翁降白仁青逃走。德格土司属下头人分成两派,各拥一方,相互争战不止。最终,多吉僧格战败逃亡。昂翁降白仁青再次掌握土司大权。

此时,多吉僧格走投无路,眼见在其兄弟相争中,驻瞻对藏官并不站在自己一边,而是明明白白地支持其弟弟,所以失败后便不愿也不敢再到西藏,剩下一条路便是从清廷方面得到支持。于是派亲信南下巴塘,控告其弟反对“天命皇帝”,要求赵尔丰出兵镇压,并情愿交出土司印信,在德格改土归流。

赵尔丰平伏康南后,想在康北地区改土归流,正愁无从着手,德格土司兄弟相争誓不两立,对他而言,正是天赐良机,当即亲率大军分多路自南向北挺进德格,多吉僧格也组织土兵八百余名以为内应。昂翁降白仁青兵败逃往西藏。

民间传说,昂翁降白仁青先是率败兵逃到青海,经某寺著名活佛介绍,便和正返回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起到了西藏。他和其追随者被噶厦政府安置在那曲地方,并给予四品职衔。

战后多吉僧格“多次要求呈缴印信号纸,自愿辞去土司职务”,赵尔丰求之不得,自然允准。

公元1909年,清廷下旨,授予多吉僧格世袭都司职,保留二品顶戴花翎,每年发给膳银三千两。同时,将多吉僧格迁离德格,安置在巴塘。将巴塘前土司官寨和寨外马场、水磨及菜园数亩和草场一片,归其居住使用。也就是说,改土归流,也不是一味将土司职权剥夺了事,朝廷还是要维持他们较高的地位与生活,地位由有品级的虚衔保证,生活嘛,就是给银子和一定的生活资料。多吉僧格被迁往巴塘后,向赵尔丰兴建的新学堂捐银两千两,充作修建男女学堂的经费。为此,多吉僧格受到清廷褒奖,赏给一品顶戴和“急公好义”匾额一道。德格土司被废,附近一些小土司无力抵抗,也相继缴出印信,纳地改流。赵尔丰便在这片地方设邓柯府、德化州、麻陇州、石渠县、同普县。设置流官之外,又“集百姓议定赋税,改善差徭”。

1911年,赵尔丰接到任命,出任四川总督。他便和其推荐的新任川滇边务大臣一道率兵绕道康北,一路将孔萨、白利、朱倭等土司缴印归流。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载有赵尔丰改土归流时的文书数件。

著者贺觉非说:“兹录赵在边文件数则于后,藉见改流情形之一斑。”我将此抄录于此,想大家知道所谓“传檄而定”是什么意思。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在平巴塘、里塘、德格后的“传檄而定”。

第一则:《赵和新任边务大臣傅会衔札》:

“为会札事,照得各省土司地方,现经民政部禀请改流,奉旨允准咨行前来,自应钦遵办理。本署督部堂大臣已将朱倭、白利、灵葱、东科、孔萨、麻书六土司印信号纸一并收回,改设汉官管理。除孔萨、麻书两土司因案革除不议外,其余各土司拟禀请大皇上天恩,别给汉职世袭,永保其业。尔崇喜、曲登、毛丫各土司,应即将印信号纸呈缴来案,以便缴部销毁,并为该土司禀请改为汉职,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土司遵照,札到之后,即将印信号纸克期亲带,定于六月二十六日到打箭炉行辕呈缴,听候分谕,勿得怀疑观望,迟延干究。切切特札。”

这里出现了一些前文未有的新土司名字。

我们以前说的都是互不隶属的大土司或中土司。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土司,清朝的土司制度,更多地狭民少的小土司是由大土司管辖的。任乃强先生《康藏史地大纲》记清代川边土司颇为详尽。例如里塘宣抚司,就“外辖长官司三”,分别是瓦述毛丫长官司、瓦述曲登长官司和崇喜长官司。

鱼科土司也是一个小土司,接到赵尔丰和新任边务大臣傅华封的“会衔札”,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但还是试图观望拖延,便上了一个“夷禀”:

“钦差大臣台前,小的鱼科土司具恳禀事,情因小的自先年以来,不比他们牛厂,小的于大皇上属下,每年上纳银子,大臣均是知道的,哀恳大臣准小的照前一样居住,赏张执照,沾感不浅,如难允准,要缴印信号纸,恳先饬绰斯甲、革什咱两土司呈缴印信后,小的亦随即缴呈。”

赵当即在这禀文上批示:“禀悉。该土司恳求照前居住,赏给执照,均如所请。应缴印信号纸,乃奉旨之件,各处土司一律办理,岂有绰斯甲、革什咱不令呈缴之理。惟尔恳求先饬该两土司缴印之后始呈缴等情,定属荒谬,同是缴印,何分先后?本督部大臣,岂有偏私,如朱倭、白利、林葱均已缴案,该土司何不以朱倭等比较,而以绰斯甲、革什咱为衡?似此野蛮无知,本应惩办,姑从宽宥。”

严责之下,鱼科土司也只好缴印了事。

川边土司中也有携带印信号纸逃跑,以逃避改土归流的。霍尔孔萨第七代土司拥金堪珠就以进藏朝佛为名,携带土司印信,率领属下头人喇嘛等共三百余人,趁夜出逃。赵尔丰派兵追截,将其阻回,并于1911年3月,召开大会,公开收缴印信,宣布废除世袭数代的土司权力。

¥¥¥铁疙瘩的融化

然后,赵尔丰又率兵南下去了瞻对,驱逐驻瞻对藏官藏军,将被噶厦政府占据几十年的瞻对地方收归四川。很容易吗?太容易了!前面的那些瞻对故事,都那么曲折多变,那么富于戏剧性,那么枝节横生,那么不可思议,那样轰轰烈烈,那样以一隅僻地一次次震动朝廷,死伤那么多士兵百姓,那么多朝廷命官丢官丧命,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弹就收回瞻对了?真的收归了!

瞻对,这个铁疙瘩就这样融化了。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只有一个答案:势。大势所趋。时人和后世对赵尔丰的评价各式各样,歧义的产生是他过于残酷的铁血手段。

但没有人否定他在短短几年间改土归流的巨大功业。重要原因,还是在于这是顺大势而为的结果。只是,变革太晚,几个能臣即便有所作为,也难挽清朝大厦倾倒。史料有载,赵尔丰率军进驻瞻对,一路没有受到驻瞻对藏军任何抵抗。赵尔丰到达中瞻对,命令驻瞻对藏官巴登郎加五日内回藏。巴登郎加没有抗拒,只说五天时间不够他处理善后事务。赵尔丰允准又展限五日。巴登郎加于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起程离开瞻对。

西藏地方政府控制瞻对三十余年,从瞻对地面搜刮的税赋早已超过当年征服贡布郎加所耗军费,但此时,清廷还是从四川调白银十六万两作为赔偿。赵尔丰驱逐了驻瞻对藏官,委任米增湘为瞻对委员,将瞻对设为怀柔县。后因与河北省怀柔县重名,又改县名为瞻化。我们记得,瞻对在藏语中是铁疙瘩的意思,那么,瞻化这个汉语名字,在赵尔丰心目中,有将这个两百余年来在清廷眼中坚硬无比的铁疙瘩终于融化的意思吗?

我一直想知道赵尔丰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但存世的文字中却很少有他形象的直接描绘。先是看到一则材料,是说他平巴塘后攻乡城桑披寺,持续了半年之久,战事最为紧张危急时,赵尔丰一头半白的头发,一夜之间全数变白了。再后来,想起几年前读过陈渠珍《艽野尘梦》中有对赵尔丰形象的描写。翻出书来,果然有此一段:“是日,余随队出迎,候甚久,始见大队由对河高山疾驰而下。有指最后一乘马者,衣得胜褂,系紫战裙即是赵尔丰。既过桥,全军敬礼,尔丰飞驰而过,略不瞻顾。谛视之,兹貌与昔在成都时迥殊。盖尔丰署川督时,须发间白,视之仅五十许人也,今则霜雪盈头,须发皆白矣。官兵守候久,朔风凛冽,犹战栗不可支,尔丰年已七旬,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现,略无缩瑟之感。”

赵尔丰为1846年生人。陈渠珍在察木多见到他,时在1909年,这时赵尔丰六十多岁,马上长途驱驰,矫健如此,其形象跃然纸上。赵尔丰前往收复瞻对,轻骑疾进,也该是这样的形象吧。陈渠珍同文还说,赵尔丰所率边军,“虽为旧式军队,然随尔丰转战入边极久,勇敢善战,其军官兵体力甚强,日行百二十里以为常”。

回程往成都赴任路上,赵尔丰把历来忠于清廷的明正土司也废了。

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两朝设置川边各土司,将这些土司纳入四川管辖。也是自雍正朝起,土司间为扩大实力,互相争夺村落人口,便时有战乱。始作俑者中,便有瞻对土司。乾隆一朝,又出兵瞻对,继而两次用兵大小金川,从此,改土归流的改与不改,就成为清朝治理藏区一个重大而纠结不清的问题。直到近两百年后,方才尘埃落定,由赵氏主导,大刀阔斧,几年之间,便将川边各土司改流殆尽。

1911年8月2日,赵尔丰回到成都,这时,作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四川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局面逐渐失控,不久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11月22日赵尔丰与四川咨议局议长、保路运动领袖之一的蒲殿俊等签订了《********条约》。根据该条约,赵尔丰将民政托付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军事托付驻军司令朱庆澜,他本人则准备带兵回任川滇边务大臣。

四川随即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

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军政府在成都东校场外进行阅兵。中途发生兵变,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仓皇逃离。乱兵从校场中蜂拥而出,在成都城内四处抢劫,“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其惨状据说自张献忠屠川以来未曾有过,“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一片混乱中,赵尔丰又被人请出来,以“卸任四川总督”名义出面刊发布告,维持秩序。

1911年12月21日,新任四川都督尹昌衡设计捕捉赵尔丰,在都督府前将其斩首。此时摄影术早已发明多年,并进入中国。所以,赵尔丰被处死临刑前还留下了一张照片。一个须发皆白的清瘦老人,正被人摁住,要他跪下。这是他的生命消失于这个世界的前一刻,那张照片模糊不清,但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并不惊恐,却显出无奈与苍凉。这是为个人,还是为国家?应该是两者都兼而有之吧。

读晚清史,不只是赵尔丰这样的当事人,就是作为读者的我,也常被这种苍凉贯透身心。

细读晚清史料,破除了过去读二手书被灌输的错误印象。

印象之一,是说那时候清廷进行的都是假改革,做样子给人看的。但看晚清与治藏有关的这些人,赵尔丰、张荫棠、联豫,他们是要搞真改革的,而且在短短几年中,在清朝国力最为衰弱的时候,真还身体力行,做了不少事情。做了从雍正朝以来就想做而一直没有做到的事情。在国力最孱弱时,做了国力最强盛时未能做到的事情。

只是,这样的改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些。

看中国历史,于国计民生都有利的改革,总是不能在最容易实行时进行,原因无非是官僚机构的怠惰和利益集团的反对。最后,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可是,已经太晚了。哗啦啦,大厦倾倒了。

赵尔丰这样的人,事业的高峰却因清朝的崩溃而人亡政息。接下来的民国时期,川边藏区经历了更多的动荡,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一再恶化,两者间的矛盾也渐次上升为国族矛盾了——至少是被噶厦政府方面的一些人上升为国族矛盾了。

更可惜者,是藏政改革。

本来张荫棠关于改革西藏政治与社会的构想是很好的,而且,他也颇为细致地处理着与噶厦政府的关系,种种举措虽未及施行,但其主张与态度却受到西藏僧俗贵族的欢迎,或者说,至少没有引起他们的强烈抵制。但他又很快离任,继续进行藏政改革的驻藏大臣联豫,一方面继承了张氏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却以朝廷命官自居而高高在上,又时时流露出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与藏方关系日益紧张。本来是富国强兵的举措——包括增强噶厦政府与军队能力的改革,却被藏方所抵制,最后与西藏地方政教两方面的最高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弄得势不两立,不通音问,川军入藏后,又不知节制,军纪败坏,耀武扬威,而致****第二次从拉萨出走,从数年前的坚决抗英者一变而投入英国人的怀抱。

应该说,这个教训非常深刻,至今没有过很好的总结。

这个教训就是,治藏文略,有好的动机,有好的构想,但实施过程中却出现种种问题。偏狭的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固然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主导的一方本就占着巨大的优势,故其执行者的行事风格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决定事情成败与效果优劣的关键。

当然,更可叹者是西藏。时代巨潮的冲击下,这个闭锁千年的社会依然没有觉悟而行动者,仍然意图以旧的方法维系其统治,以旧的方法处理周边种种事态。

事关瞻对一地的归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四川总督鹿传霖用兵瞻对镇压了撒拉雍珠等领导的农奴起义后,主张将瞻对收归川属。鹿收回瞻对的方案,不是再分封新的土司,而是通过改土归流,进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其最终目的,是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发展教育,提高生产力,以防止英国人染指积弱积贫的藏区地方。虽然这个方案最终因为不思进取的清廷大员如恭寿、文海等的反对而流产,但对这种变革的指向,如果噶厦政府对时代大势稍有敏感,自然会受到足够的刺激。但从噶厦政府的反应与应对来看,他们的处理方式一如从前,其间透露的新信息,的确是被完全忽略了。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清廷将提倡收回瞻对的鹿传霖开缺,“瞻对地方,仍著赏还达赖喇嘛管理,毋庸改土归流”。次年三月,驻藏大臣文海代达赖喇嘛上奏,感谢皇上赏还瞻对。奏文中这样说,“……蒙大皇帝圣明洞悉,将总督鹿传霖开缺,商上地土差法三项并不更改,仍复赏还”。赏还是一事,更重要的是,地、土、差法这三项并不更改。地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后面两项:有土,有人。土即田地,有田地就有粮食与有限的赋税。有人,就有人支差。差,就是各种劳役。在那个社会结构下,百姓都对官家有着服劳役的义务。帮官家种地,帮官家放牧,帮官家修建那些宏伟碉房,帮官家送信,更要出兵差,帮官家打仗。地、土、差三项,早已达到土地与人民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结构,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不要说社会进步,就是简单的财富积聚,都已无新的可能。

文海替达赖喇嘛代上的谢恩折中,并没有包含试图改变与振作的新内容,只说:“此次奉到谕旨,大众生灵听闻之下,莫不欢欣鼓舞。我达赖喇嘛同护法……僧俗番官等,在于布达拉山释迦佛前摆设供献,望阙焚香,三跪九叩,敬谢天恩。”

而当时的上谕中,还有这样的要求:“饬文海就近与****约定善后办法。”折中却并未回应。只有送礼是知道的,折中说:“今备叩谢天恩哈达及佛尊、珊瑚珠一串”,这哈达、佛像和珊瑚珠三样,是达赖喇嘛的礼物,此外还有以护法名义送的哈达和护心镜。

清廷接了这样的折子,自不满意。别的不说,起码得保证一下藏官返回瞻对后不“挟嫌抱怨,愈肆苛虐”吧。文海等又与噶厦政府几经交涉,两月后,才“递来约章一纸,原载五条,译语间有支离”,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大意约束番官,不准侵扰苛虐,亦属遵旨办理”。也就是说,你要我这样保证一下,我拗你不过,也就随你的意思保证一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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